科学技术计量研究的文化基石
张纯成（河南大学马列德育部）
引言：互动与异动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指标显示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发展，不仅起着互动的作用，在有些情况下，还产生着异动现象。人们通过对科技指标和经济指标的关联分析，不仅发现当科技指标增长时，经济指标也相应地得到增长，以此来说明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这种科技指标和经济指标双向增长的现象人们称之为“互动现象”。还发现当科技指标增长时，经济指标发生反向增长的现象，人们称之 为 “异动现 象 ” [1] 。不管是发生互动还是异动，通过科技指标来分析和研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分析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重要方法。如 R ＆ D 占 GDP 的百分比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开发成为国际性的指标。随着科技指标的广泛运用，科技计量的重要性在经济和社会的统计方面逐渐显露出来。但是，当人们大量运用科技计量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和社会的问题时，却很少探究它的文化基石，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笔者认为，正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种文化的渊源及其冲突、融合和演化构成了科技计量研究产生和发展的文化条件。科技计量研究从它产生起，就承载着两大文化的价值追求。在科技计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受两大文化冲突的影响，其协调两大文化的价值追求的功能曾一度受到影响。但是，随着两大文化的沟通和融合，科技计量研究承载两大文化价值追求的角色正在逐步加强，在协同两大文化价值追求的科技计量研究的规制下，科技计量研究将能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两大文化的渊源与科技计量研究的产生
在近现代文化中，一直存在着两种文化——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思潮的对立。科学主义思潮强调科学精神。所谓科学精神，即追求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科学性和真理性的精神，主张人们用科学来解释一切，偏重的是求“真”。人文主义思潮强调的是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即追求人的自由，关心人的价值的精神，主张关心人的精神追求，偏重的是“善”、“美”。可见，两种文化的对立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当追溯两种文化的渊源时，却发现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难以割舍的联系，正是这种有机联系确立了科技计量研究的最初形态。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文”一词都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人'，二 是 ‘文 ' [2] 。“人”指的是人的理想，人的理性的观念。“文”指的是文化、学科的意思。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始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正是文艺复兴，使人们重新发现了对人、对人的能力和人对各种事物的理解力，使人产生了重新认识世界的信念，从而产生了近代自然科学。文德尔班在谈到人文主义对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影响时写道：“人文主义哲学运动内在的推动力也就是对崭新的世界知识的迫切需求，这种需求最后在自然科学的建立和自然科学按原则而扩展的过程中得到了实现。但是此事发生的方式和赖以完成的思想形式，在所有重要观点上，都表现出依赖于由于吸收了希腊哲学而产生的刺激因素。近代自然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 [3] 。可以说，正是在古希腊已经孕育并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催生了近代自然科学，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又使科学主义思潮进一步得到增强。
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对科学、理性的倡导。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对自然解释的巨大成功，特别是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问世，使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科学是可以解释一切的力量，于是便兴起了科学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使近代自然科学迅速向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扩展，使近代自然科学迅速由自然领域向社会和人文领域延伸。促使这种扩展和延伸的就是古希腊人所开创的“求知”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人文主义的精髓。总之，人文主义为科学和科学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一种有利的精神文化氛围，科学主义为人文和人文精神的弘扬添加了积极的科学文化营养，两者从产生的历史渊源上看，存在着难以割含的有机联系。
为进一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正确评价人的科技劳动成果，开始了用科技计量评价自己劳动成果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包含有科学主义的因素，而且也无法排除人文主义的信念。对于科技计量研究的产生，我们不排除有许多其他方面因素的作用，如科学技术广泛地服务于社会，极大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就它产生和形成的文化氛围而言，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难以割舍的两大文化的历史渊源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人文主义孕育了自然科学，科学主义催生了科技的计量研究，人文主义又使这种研究进一步扩展和延伸，走向人文、社会领域。科学技术和科技计量研究走向人文和社会，形成了今天人们称之为“科技与社会”（简称 STS ）的研究领域。
科技计量是人们对自己智力活动所创造的成果而进行的数量分析，是一项对自己科学劳动成果进行评价的知识体系。这种研究和体系的确立，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对科技研究成果的肯定，也是对科技活动求“真”的肯定。另一方面体现了社会对那些长期从事探索、创造性劳动的劳动者的人文关怀。正是他们自由的创造，人们才获得了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力量，才具有了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因此，可以说科技计量研究，是在两大文化的联系中产生的，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有机统一的产物。当科技计量最初的研究形式被确立时，就具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价值追求，具有“真”、“善”、“美”的文化底蕴，并且这种文化底蕴一直在支撑着科技计量研究的发展。
两大文化的冲突与科技计量研究的发展
在近代自然科学背景下产生的科学主义，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引导作用，为世人宣传和利用它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日益确立起了科学技术的霸主地位。科学主义试图以自然科学为唯一的、标准的文化模式来改造其他文化，要求其他文化必须服从于科学文化，或者说其他文化也必须具有实证性和科学性。人文主义强调人的价值，人应该生活得更有意义，要实现人的精神追求，即实现所谓的对人的“终极关怀”。它认为科学主义给人带来的仅仅是工具理性，科学主义对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没有任何帮助，使人的精神追求仅仅停留在功利境界。所以，人文主义极力反对科学主义思潮，强调要以人文主义来规范科学主义。原来难以割舍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对立。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冲突和对立导致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鸿沟，在这个鸿沟的两边，一边是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一边是人文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科学家和工程师倡导理性，主张一切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人文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倡导人文精神，主张人的精神追求。 1959 年，身为物理学家和小说家的英国人 C.P 斯诺（ C.P.Snow ）针对科学与人文的冲突做了一个著名的演讲，这个演讲以《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为题正式出版。他在演讲中指出，两个阵营中的人士又都彼此鄙视，甚至不屑于去偿试理解对立的立场 [4] 。可以说，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总是要以自己的观点来改造对方的努力都失败了。科学主义强调用科学的标准改造一切人文精神，改造一切人文科学。用科学主义改造哲学而兴起的科学哲学便是一例。科学哲学的发展表明，科学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和其他文化没有绝对的界限，以科学作为唯一的、标准的文化模式，并用它来改造哲学的目标并没有实现。“科学哲学派别自始自终也未建立起它所要追求的科学的哲学这一目标” [5] ，科学主义没有实现它改造人文科学，改造哲学的计划。与科学主义相反，人文主义试图从“人的精神追求”或“终极关怀”的价值观念出发，用“人文关怀”的标准来改造科学，反对科学的“工具理性。”但是，伴随着科学对自然解释的巨大成功和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强大需要，人文主义的呼声被俏然无声地淹没了。人文主义用“人文关怀”改造一切科学，改造一切科学精神的计划也没有成功。
科学主义对人文主义的拒斥，使科学技术沿着人文精神缺失的方向前进，它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也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沿着科学主义思潮前进的科技计量研究，对这种人文精神缺失的科学技术，进行了过高的评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当有关科技计量指标（如 R&D ）和 GDP 正向增长这种所谓的“互动现象”产生时，人们更是欢欣鼓舞，认为科学技术推动了 GDP 的增长。当科技计量指标与 GDP 出现反向增长这种所谓的“异动现象”时，人们便开始寻找产生这种异动现象的内在机理。科学技术能够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只能用 GDP 来衡量吗？针对这样的疑问，人们提出了生态经济，“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主张。总之，当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发生冲突之后，科学主义成为一种渐强音，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用“科学理性”来解释科学技术，认为在科技与经济、社会之间也存在线性关系，这种观念推动了科技计量研究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缺少人文精神的发展，是缺少“以人为本”的发展。对于这种缺少人文精神的发展国内学者已经给予了关注，称它们为科技计量研究的软因素 [6] 。科技计量研究在其发展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由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冲突所导致，是由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而引起。科技计量研究自许的道德中立，使得科技计量学家拒绝人文关怀。“与之相关的是近代哲学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这种二分将科学置于澄清事实的范围，而不涉及价值问题” [2] ，受这种观念的影响，科技计量研究重视了科技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即科技的力量原则，轻视了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即科技的人文原则。特别是当力量原则和人文原则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以牺牲后者为代价。爱因斯坦曾经指出：“科学只能断言‘是什么'，而不能断言‘应当是什么'，可是在它的范围之外，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仍是必要的” [7] 。科学主义在揭示自然规律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应当如何的价值判断应该由人文主义来回答，加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沟通和联系，是科技计量研究发展的方向。
两大文化的融合与科技计量研究的完善
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思潮对立的基础上，逐步演化出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种思潮的对立。现代主义崇尚科学主义，以科技指标作为衡量评价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准，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设置了许多所谓的现代化指标。后现代主义针对人们在现代化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揭示了现代化自身存在的矛盾和缺陷，它的兴起表明了一部分人对现代化的失望。在哲学理论上，现代主义主张人类中心主义，后现代主义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人们对于善待地球没有争论，争论在于如何分析产生这种严峻形势出现的思想根源，用什么思想为指导来解决这个问题。争论的实质不在于谁是中心，而在于如何超越中心本身，从多方面把握人的特性” [13] 。“由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演化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对立，人类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由过去的人文关怀转变成了生态关怀，也就是人文关怀所主张的“善”和“美”必须和生态平衡结合起来才会达到最高的境界” [5] 。当我们用新的思维方式，整体性思维方式来看待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对立时，这种对立便不再是一种对立，人的智慧可以协调这种对立。消除这种对立的途径就是实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是既突出人的科学精神，突出人的求“真”精神，又强调人的人文精神，强调人的求“善”、“美”精神的融合，是既坚持科学技术的“动力原则”，又坚持科学技术的“人文原则”的融合。实现了这种融合，就可以使人类做到既要坚持发展科学技术，制定合理的科技指标，又要以负责任的态度同自然环境打交道，运用合理的科技指标限制人的行为。既有对自身科技活动后果的必要认识，又有一个合理规范人类行为的指标体系，尤其是对科学技术应用的生态后果进行科技计量评价。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融合形成了现阶段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中心，认为人的发展才是发展的目的”[8]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实现了发展观历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传统发展观所关注的只是“如何发展得快”，对于“怎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则没有给予过多考虑。这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指出的那样：“在传统发展观的支配下，使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但与此同时，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却变得越来越模糊起来，迷失了发展的方向”[8] 。科技计量研究在传统发展观的支配下，追求的是科技指标的增长，忽视了“为什么是这样”这一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特别是在科技计量研究的“生态学方向”上，更应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对于科学发展观要从四个方面来认识，即人本、全面、协调、持续。其中人本是核心，全面、协调、持续是由人本派生出来的。人本体现的是人文精神，体现的是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认识，对人的利益和价值的肯定和尊重。科技计量研究在发展方向上，不仅要关注生态学方向，还要关注人的方向，片面追求科技指标的“经济学方向”和“社会学方向”，不是科学发展观的全面价值取向。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为科技指标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文化基石和正确的发展观。未来科技指标的制定至少应符合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最低限度原则。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不能超越科技指标规定的最低限度，一旦超越了科技指标的最低限底，就会危及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因此，科技指标的“最低限度”应以不危及人的生存、不损害社会的稳定为标准。这里所说的“最低”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最小，即科技指标是对科技发展和应用做出的一个最小范围的限制。二是最初，它是对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最初规定，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还需要不断补充和提升。这个最低限度的价值和意义绝不是最低的，相反，是为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规范和原则。
第二，最高限度原则。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不能超越科技指标规定的最高限度，一旦超越了这个限度，就会危及生态系统的和谐与平衡。因此，科技指标制定的最高原则就是不能导致生态系统出现无法自我恢复的失衡状态。这里所说的“最高”也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最大，即它是对科技发展和应用做出的一个最大范围的限制，这个最大范围是不能突破的，具有更强，更基本的规范意义。二是最强，即确立这一限度的最高境界和出发点，是为了实现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沟通和融合，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第三，整体性思维原则。生态学的研究使我们获得了一种新的世界观：“整个世界是一个有生命的系统，整体与部分的区别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才是更基本的” [9] 。这种世界观要求我们用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世界。当我们用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两大文化之间的关系时，看到的就不是两者的冲突和对立，而是两者的和谐与融合。运用整体性思维制定的科技指标，不仅可以有力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可以有效地保护环境，进一步促进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融合。
未来的科技指标将按照这三个原则来制定，从而规范人的行为，这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演化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后，人类科学知识和文化价值追求的必然发展方向。科学文化是求“真”的，“真”是科学文化永恒的主题，不断地求“真”将使人类获得更多的科学知识。随着生态学研究的深入，人文文化对“善”、“美”的追求已经实现了由人文关怀到生态关怀的转变，即实现了由关心人的价值和人的精神到既关心人的价值也关以心人的生存环境的转变。实现了这种转变后的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融合，是科技计量指标发展的文化基石。
余论：科技计量研究的学科定位
运用科技指标来分析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问题，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引起了政府和学人的普通关注。但是，要使它真正发展起来，必须把它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人们已经把科学技术计量研究叫作科技计量学，但是，在中国只有在学科目录中找到它的位置，才能真正称其为“学”，否则，无论有再多的成果它的存在和发展也是困难的。就目前的境况来说，它是作为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的一个研究方向存在和发展的。
刊登在《科学学研究》 2001 年第 3 期的由荷兰科学计量学家洛埃特·雷迭斯多夫撰写的《科研评价和科学计量学的研究纲领》一文可以看作是科技计量由“研究”走向“学”的标志，说明科技计量研究已经走向成熟，正在形成一门学科。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科学计量学已使我们知道不管表象多么地不完善，科学是服从于测量的。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可被看作是对科学进行研究的一种定性表象。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之间的关系能被再次阐明：定性的表象和洞察力给测量提供假设和启发，而测量方法能通过考虑相互作用的条件而加以更新和精炼” [10] 。这门正在成熟的学科和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作为对科学技术的定量和定性研究两个方面，正在形成一个学科群，这个学科群应该作为一个一级学科来看待，这个一级学科应当叫做科学技术学。
清华大学 曾国屏 教授根据国内外的发展态势和走向在《论走向科学技术学》 [11] 一文中提出了建立科技哲学、科学技术史、科技社会学、科技政策学为次级学科的科学技术学学科门类的观点。本人在《科学技术学——从历史走向现实》 [12] 一文中，认为把科学技术学作为一个学科门类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科学技术学要从历史走向现实。在科学技术学这个学科门类中应当包括科技计量学，因为它从量的方面研究了科学技术，并且这种研究是被包含在对科学技术的总体认识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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